方孝孺读本：一、方孝孺生平以及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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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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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宁海乡贤方孝孺(1357年-1402年7月25日）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明朝文学家、思想家。正学先生，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他为了正义和自己恪守的信念，面对统治者的残暴无所畏惧，抗争不届，引颈就戮。他的铮铮铁骨，正是读书人所应具有的品格，为此受到后人的景仰。

方孝孺著作甚丰，内容醇深雄迈，主题鲜明，议论大胆，代表作品有《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等。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凌迟处死并被灭十族，南明时被追谥“文正”。

今年是正学先生诞辰665周年暨蒙难620周年纪念年。

7月23日，壬寅六月廿五，方氏宗亲组织策划了在南京举行的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祭祀纪念活动暨第三届方孝孺思想研讨会！

诗云：

过宁海吊方正学先生缑城故里

明·陈子龙

飞龙北极下天门，叩马西山大义存。

血泪长干无草木，画图缑里见苹蘩。

令威己返辽东羽，望帝谁招蜀国魂。

千古君臣终不改，莫将兴废问乾坤。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崇祯进士，任绍兴推官，官至兵科给事中。清兵攻陷南京，江南浙西抗清军峰起，他参与军事，转战江浙间，事败被捕，投水死。明末著名爱国诗人，著有《诗问略》、《白云草庐居》和《湘真阁诸稿》等。

雨花台谒正学先生墓

方益洪

我到坟前姓亦馨，千秋骨鲠见仪型。

读书种子今安在，落日高台木末青。

方益洪（1968——），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金华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

一、、方孝孺的生平以及思想（一）方孝孺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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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幼承家学，初展才华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其籍贯宁海县，史属台州，后划归宁波管辖。据史料记载，自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朝廷析临海之北二百户、鄞地八百户置宁海县以来，宁海名人辈出。北宋之时，宁海有被誉称“浙学先河”、“理学先声”的罗适；南宋之时，宁海则有曾任淮浙提刑和知平江府等职的廉吏郑霖。当时贾似道弄权误国，郑霖拒受高官网罗而遭诬陷杀害。郑霖后学叶梦鼎官拜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与贾似道斗争不辍（叶梦鼎曾孙女即方孝孺祖母）。宋元之际，有为叶梦鼎所推重、与王应麟齐名的学者和诗人“阆风生生”舒岳祥，才高气直，所著《阆风集》颇具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又有史学家胡三省，注重民族气节，不因元朝的怀柔政策而易节归顺，举家隐居山村，“青衫不受折腰辱”，矢志为撰著《资治通鉴音注》操劳终生。方孝孺就出生于学术文化气氛相当浓郁的浙江宁海县缑城（又称为缑城里）一个名叫溪上方的小山村（今属宁海县大何镇）。时为元至正（1357）二月二十五日。孝孺父亲方克勤，字愚庵，又字去矜，生于元泰定三年（1326），卒于洪武九年（1376）。历任县学训导、济宁知府，乃洪武年间著名循吏。生母林夫人，名姬，在孝孺7虚岁那年病逝。孝孺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与兄孝闻皆夫人所生。林夫人还生有一女。弟孝友，字希贤，父侧室董夫人所生。继母王氏，名在，生一女，未待满月，王氏去世。孝孺天资聪颖，双目炯炯有神，5虚岁时即能读书作诗。“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据说，这首名为《题山水隐者》的七绝就是方孝孺6岁时写的作品。其读书，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或良将贤相形貌，辄默记，欣然有仰慕愿学之心，益发勤奋读书。这期间，他曾受到当地一位名叫王鼎慧的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9岁时，方孝孺已能将《诗》、《书》、《礼》、《易》、《春秋》背下。就这样年复一年，孜孜不倦。所作文章，广受赞赏。《明史》本传说他下笔“千言立就”，“乡人目为'小韩子’”——将他视为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再世。在家学的熏陶、濡染之下，孝孺人生观逐渐定型。他后来回顾自己童年在父兄的教诲下勤奋苦学的经历时说：“自少唯嗜读书，年十余岁，辄日坐一室，不出门户，当理趣会心，神融意畅，虽户外钏鼓鸣而风雨作，不复觉也。”（《逊志斋集》）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郡县立儒学，设教授、学正、教谕，训导”（谈迁《国榷》卷三）。其父方克勤因才学卓著、誉满乡里，被辟为县训导。远近慕名“负笈来从者至百余人”（《故愚庵先生公墓铭文》）。孝孺亦随诸生恭听父亲讲解四书五经与《史记》、《汉书》，坚持日读书不盈寸不休息。洪武三年（1370）初，方克勤以母叶夫人春秋已高，力辞教职。随父母回到故里的方孝儒，边读书，边开始写作，少年的他先后写出了《幼仪杂箴》20篇、《杂铭》45篇以自箴。洪武四年（1371）开始，孝孺的求学历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年夏天，方克勤奉诏进京，经吏部考试，特授济宁知府。孝孺“侍父宦游”达4年，遂有机会，遍历齐鲁遗迹。洪武七年（1374），年方18的孝孺在济宁作《释统》3篇，《深虑论》10篇，这是孝孺最早的一批史学论文和政论文。《释统》和以后写的《后正统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方孝孺的历史观。《深虑论》则集中表述了他在青少年时期萌芽的政治、经济、法治、人才诸思想。文章论析透彻、精辟，行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雄迈。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吴楚材、吴调侯两人选编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收录了孝孺的两篇文论，一篇是《深虑论》首篇，一篇是《豫让论》。02父遭不测，师从宋濂就在孝孺沉醉于学之时，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断送了其父方克勤的仕途，乃至身家性命。方孝孺为官清廉，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洪武八年（1372）春，方克勤因上年地方官政绩考评，为山东行省六府之最，奉诏进京陛见，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称赞他“善治民”。不意这年，方克勤无端遭下属程某诬陷而被捕，孝孺“上书政府，愿以身从军，赎父罪”（焦竑《玉堂丛语》卷一）。可面对这封情辞恳切的信，中书省竟无人主持正义，为之辨冤。结果方克勤被“谪役江浦”（今江苏南京市江浦县）。到了江浦，孝孺之兄孝闻留下照顾年已半百的父亲。方克勤认为孝孺学业未竟，嘱其往京师，师从名儒宋濂。洪武九年初春，孝孺尊父命前往访师。宋濂对孝孺所作文论，“一览辄奇之”。那天，这一老一少纵论古今，促膝长谈“历三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年九月，“空印案”[1]起。在江浦服役期限将满的方克勤原是济宁知府，自亦属于“主印者”，因再次遭人诬奏，被逮至京。方克勤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孝孺“草疏将伏阙上诉”，但方克勤未能等到甄别这一天，便于当年十月二十四日含冤殁于京师。“悲痛至绝”的孝孺在萧瑟秋风中与兄孝闻扶柩还乡，葬父守孝。在这期间，他与当地的一位隐士北山翁黄浩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相知甚契，曾作《过北山翁》诗以纪其事。受其影响，方孝孺也曾想隐居山林，以避世间的纷扰。但“明王道致太平”的志向毕竟在他的思想中占居主导的地位，年轻的他还是想在政治上学术上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为此他决心遵照父亲的遗愿，完成未竟的学业。洪武十年（1376）正月，年已65虚岁的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上书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朱元璋准其所请。仲春二月宋濂离京南归。沿途停留，暮春方到金华。孝孺于六月往浦江，继续承学宋濂之门下。此时的孝孺排除了一切尘世的苦恼，在浦江宋濂门下4个寒暑，忘寝与食，尽情问学，细大不遗，“日有异而月不同”，思想日臻成熟。宋濂非常满意这位学生，在《送方生还天台诗序》中称赞孝孺说：“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迁于物，颖脱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宋濂曾想把自己的甥女嫁与孝孺。如果不是孝孺祖母“不允”，他很可能成为宋濂的甥婿。洪武十三年（1380）秋，孝孺归省祖母，与恩师依依惜别。是年正月甲午（公历2月8日）胡惟庸案起。宋濂的孙子宋慎牵连到胡案中被处死，宋濂的次子宋璲亦处死刑。朱元璋要杀宋濂，经太子朱标、马皇后的多方劝阻，朱元璋才勉强同意赦宋濂死罪，阖家发配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安置。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宿于当地僧舍。一天傍晚，宋濂自缢于僧房，年七十有二。孝孺在宁海得到恩师不幸去世的消息，泪如雨注。他先后写了8篇祭文，倾诉对恩师的怀念，为恩师鸣冤叫屈，更以悲愤的笔触抒发了心中的愤懑与不平。03安贫乐道，讲学乡梓洪武十五年(1382)，时已26岁的方孝孺迎娶邻村郑家姑娘郑原吉为妻。新婚燕尔的他，在家继续潜心苦读和著述，有时也与友人出游聚会，探讨学问。这年秋冬之际，因东阁大学士吴沉、杨枢的举荐，明太祖朱元璋在京城召见了方孝孺。朱元璋对方孝孺说：“尔父无罪，为奸臣所陷耳。”这无异于为其父平了反。通过当面考察，朱元璋对举止端庄，学问渊博的方孝孺颇为满意，称赞他是个难得的“异才”；并对太子朱标说：“此壮士，当老其才以辅汝。”于是让方孝孺返还故里，以待日后朝廷任用。洪武十八年（1385），受同乡一童氏家族的邀请，孝孺至前童石镜山下的一所精舍授徒讲学。由于他教学有方，石镜精舍的名气顿时大振，远近好学子弟纷纷前来求学。在这里，孝孺与弟子们谈诗论文，兴趣盎然。不料第二年春，刚满30岁的他，却患上了疟疾，一病就是三个多月，家用也陷入困境，可谓贫病交加。即使这样，他并不因此气馁，依然志存社稷黎民，期间所写的《寄贫士》一诗，即体现了他那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君子之风。洪武二十年（1387），邻里一仇家触犯刑律被捕，便信口胡编，将孝孺的叔叔方克家牵进案中，又牵连孝孺，有司将方氏阖门数十口尽行械送京师。朱元璋见到刑部所开列的囚犯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特准开释，令其携妻儿还归乡里侍奉祖母。年迈的祖母叶老夫人不久卧床不起，于次年初辞世。经过这次祸变，方氏一家愈加贫困。生计主要靠孝孺的在乡里授徒的束修和一度担任里长（即里正）的收入以及不多的租税维持。但总起来说，在家乡的这十年，孝孺的生活大体还是平静的。在讲学前童和友人交游之余，他写了不少诗文，以寄寓个人的抱负和深沉的思想感情。04任职汉中 受聘王府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廷臣不断举荐，朱元璋再次召见方孝孺，对他的道德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肯定，但由於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後政刑，而朱元璋则主张以猛治国，运用严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当时仍未重用孝孺，只任命他为陜西汉中府教授。

在汉中府学任上，孝孺“日与诸生讲学不倦”，累月之后，影响至大，“由是山南人皆知问学”。明制，府学生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附学生无定数”。可汉中府学，每年入府学旁听者多时竟达2000人之众，实为汉中有史以来未有之盛况。

孝孺讲学，不同于一般乡塾先生，以背功为法，而是串讲，尤其以文义为法。这种教学方法和“恒以明王道”的教学思想，正是引动四方，求学问学者日众的原因。是年四川布政司秋闱，由孝孺主持。秋闱结束后，京师移文诏征，遂又离开成都赶赴京城，取贡士88人。此时的孝孺已名闻遐迩。自科举制产生后，科举考试的考官，即是考生的房师、座师，所取中的士子即是他的门生。有的考官正是利用这种关系，夤缘盘结，在官场、在上流社会，形成了一股势力，一张无形网络。大概孝孺过于正统，所以，终孝孺一生，皆是君子之为，对结党营私不屑一顾。

任职汉中期间，蜀王朱椿闻其贤，聘为世子师，并亲题“正学”二字赠其书斋。这期间孝孺的生活相对安定，也摆脱了“家无隔夜粮”的经济窘迫，其中唯一的打击是兄长孝闻的辞世。

可是这几年中，朝廷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未来政局的变故。朱元璋共生26子，皇太子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此后几年中其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棢也先后死去，这样，其第四子燕王朱棣在众兄弟中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而此时的朱元璋已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迟暮老人了。

05辅佐建文 推行新政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遗诏由皇太孙朱允炆（即明惠帝）继位。朱允炆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後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和翰林学士。朱允炆敬重方孝孺，读书时每有疑难即向他请教，处理国家大事也常征求他的意见，有时还会让方孝孺批复群臣的奏章。当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籍，皆由方孝孺担任总裁。朱允炆和方孝孺二人自幼受到的都是系统的忠孝礼智信的儒家教育，政见相同，使得这对君臣犹如师友。朱允炆对方孝孺的知遇之恩，使方孝孺十分感激，他也决心对洪武朝以猛治国、重典驭下的政制改弦易辙，竭尽全力推行“建文新政”，辅助惠帝治理天下。所谓“建文新政”，概括起来主要有下面这样一些内容：政治法律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宽刑狱；裁并州县，精简机构，更定官制。经济方面，一是减轻江浙过度的赋役；二是准备推行井田制。孝孺认为井田制是“德治”，行仁义的基础，通过井田制可以抑制兼并，遏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不过，孝孺欲行井田制，仅仅只是在理论上提出，并未付诸实践。“建文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削藩。当时各地藩王势力日益增大，朱允炆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以求加强中央集权。削藩派的首要人物是齐泰、黄子澄，次推方孝孺。就在齐泰等人在密议削藩良策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密谋削藩的内容很快泄露了出去。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即後来的明成祖)遂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朝廷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06凛然殉道 正气长存围绕争夺皇位，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叔侄之间开始了长达3年之久的战争。但由于建文帝及其谋臣锐意文治，未把战事做为当时的头等大事来抓，军事上又决策失误，加上燕军骁勇善战，以致王师逐渐失利。建文四年(1402)，燕军攻破京师，建文帝在宫内自焚而死（一说他由地道逃亡，从此失去踪迹）。燕王进京後，文武百宫多见风转舵，纷纷投降。举凡忠于建文而不肯同他合作的文臣皆被指为“奸臣”，惨遭朱棣杀戮。例如：黄子澄“抗辩不屈”，被用酷刑磔死，“族人无少长皆斩”，姻亲全被充军边疆。齐泰宁死不屈，全家65口人被全部诛杀，礼部尚书陈迪并6个儿子一同被磔于市，刑者将陈迪儿子凤山、丹山舌头、鼻子割下，磔碎逼陈迪吃下，“迪吐去，大肆诟詈，比死不辍声”。（《国榷》卷一二。）宗戚180人发配边境。大理寺少卿胡闰先被敲落牙齿，后勒死，再以灰蠡水浸泡尸体，将皮割下塞以稻草，悬挂在武功坊。兵部尚书铁弦先遭割鼻，再被割肉，煮熟硬塞入其嘴中。后被磔于市。佥都御史司中，被用铁帚刷其肉，至尽气绝而亡，同时被处死的亲属80余人。然而，在朱棣的这场大屠杀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方孝孺的被杀了。在朱棣挥师南下之时，朱棣最主要的谋士僧道衍（俗名姚广孝）送至郊外，跪在朱棣前，说“臣有所托”：“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2]绝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朱棣颔首同意了。燕王率师进入京城后，4次派人召方孝孺，孝孺坚决不从，逼他去见，他则穿了丧服至廷，恸哭不止，声彻殿陛。朱棣见状，起身劝他：“先生毋自苦，予效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道：“彼自焚死。”孝孺又诘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曰：“国赖长君。”孝孺又紧逼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已很不快，但还是走下丹陛，望着孝孺，说道：“此朕家事。”说着示意送上文房四宝，“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燕贼篡位。”掷笔于地，且哭且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提高了声音：“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回敬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将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孝孺挣扎着犹噀血犯御座，骂声喃喃不绝。朱棣复将孝孺投之大牢。下令逮捕方氏宗族，每逮系一人，就送至孝孺面前，让他看，孝孺竟“不一顾”。就这样，使他成为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3]的人。 六月二十五日，在聚宝门（今江苏南京中华门）外开始诛方杀孝孺十族。方孝孺看着弟弟方孝友即将受戮，泪流满面。孝友临死不惧，口占一诗劝慰其兄，诗云：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鹤[4]，

旅魂依旧到家山。

吟完从容引颈就戮。

孝孺最后受戮，临刑前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

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诗中悲愤难平的心绪令人不忍卒读。刑后，朝廷下令有市方孝孺肉者，赐金。孝孺门人廖镛、廖铭、王等人暗中将孝孺遗骸收集掩埋，后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麓）。孝孺的妻子与长子方中愈先于孝孺自经而亡，长女方贞、次女方淑被逮过秦淮河时，连袂投秦淮河而死。孝孺幼子方中宪才7虚岁，被忠义之士冒着杀头的危险于捕前藏匿他处，改名德守。在方孝孺被戮的次日，其先人墓被全部掘开焚尸灭迹。凡孝孺五服之内的九族，母族林彦清、妻族郑原吉等五服之内的姻亲均遭逮捕，受刑于聚宝门外，共杀了7天才杀完。行刑之时，恸哭之声不绝于耳，观者无不为之泪下。连同被诛的门生朋友，共十族873人死于此案，开中国历史株连之最。而九族之外的沾亲带故的诸远亲数百户皆被抄家发配兴州等地，“死者复数百人”。还有方孝孺的表兄，太常寺卿卢原质，由于拒绝朱棣的拉拢劝降，两个月后全家60余口也惨杀害。朱棣诛孝孺十族后，余怒未息，下令“藏方孝孺文者，全部处死”。后来又是王稍稍地收集恩师文章，编成《缑城集》，这才使得方孝孺的作品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方孝孺《逊志斋集》即是以此集为基础由后人编成的。方孝孺生前著作甚丰，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文统》等；遇害後，朱棣查禁他的所有著作，其书多不传。今仅存《逊志斋集》二十四卷。方孝孺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却视死如归，抗节不屈，可谓感天地泣鬼神！他的肉体虽然灰飞烟灭，但是他的气节、精神、思想，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部分；他的品格，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景仰。

[注释]

[1]空印案：明代朱元璋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重大案件。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而且要求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不合，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一般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尽管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全国13个布政使司141个府192个州1013个县的1300多个一把手官员，不论良莠好坏，依然被全部杀掉。结果，其中有一些清廉官员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也含冤被杀了。

[2]读书种子：原喻累代读书之人，如种子相传，衍生不息；亦指读书人，能读书做学问的人。综合而言，读书种子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读书，二是传承。中华文明自古以降崇尚读书，读书种子代不绝人。在方孝孺之前，先秦有孔、颜、孟、荀、老、庄、韩诸子，汉有司马迁、扬雄、刘向、董仲舒、班氏兄妹，魏晋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贤、陆机、陶渊明，唐有贺知章、王维、杜甫、韩愈、柳宗元，宋有欧阳修、司马光、二程、三苏、朱熹、陆九渊，明初有宋濂、刘基等均是杰出的读书种子。他们就像一根根柱石排列在历史的长河中，架起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桥梁。他们又像一个个水花四溅的浪头，前激后涌，推动着中华文化奔流不息。姚广孝称方孝孺为“天下读书种子”，意谓他是读书人中传承前辈道德学问的典范，杀了他，“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损失可就大了。此语表明方孝孺在当时知识界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3]诛十族：古代最重之刑是所谓诛九族，即把主犯的九族亲属都加以杀戮。九族是指父族四：姑之子女(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女(外甥)、女儿之子女(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妻子)；母族三：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女(娘舅)；妻族二：岳父、岳母。所谓十族则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外加门生弟子。诛十族，就指明代方孝孺一案了，朱棣除诛杀方孝孺九族之外，还把其学生弟子（也有的说所有朋友门生），予以残酷杀戮。

[4]华表柱头千载鹤：此句出自于东晋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首篇关于丁令威的一个传说：“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 山。後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后以“千岁鹤归”指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或以“华表柱头”表示皇帝纳谏的标志，“鹤”比作贤人，所谓“鹤鸣之士”。方孝友赋此句是以“千载鹤”自喻，表示死于进谏，乃千载流芳的有德之士。此句有的版本作“华表柱头千载后”，似系传抄之误。

资料来源：浙江金华方金芳整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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